在宋朝的文人中，苏轼大概是朋友圈最大，结交朋友最多的人。
从皇帝百官，到贩夫走卒，他都一视同仁，倾心待之。
五湖四海，各行各业，都有他待之为友，和待他为友的人。
很多至交好友，随着人世变迁，一点点在他的生命中隐形，终至消失。
鲁迅曾写过一篇小说《故乡》，记录自己小时候的玩伴闰土。
两个人年纪相仿，闰土管他叫“迅哥儿”，带他雪地捕鸟、海边拾贝、看跳鱼儿。
三十年后，再次重逢。鲁迅本以为可以重温旧日美好，可闰土却张口叫了一句“老爷”。
一层厚厚的障壁隔在两人之间，再也找不回当年的友谊。
曾经的“拖家带口来相见”，慢慢就变成“渐行渐远渐无书”。
两人本来是翰林院的同事，平时一起上班，谈论诗文，在青年时期有着很不错的感情。
可是后来苏轼外放地方，沈括在京城跟随王安石变法。
沈括在京城，深受王安石器重，每天想的是如何把新法落实，富国强兵。
苏轼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昔年好友，与他无话不说，无话不谈，自己讽刺新法的诗，也都拿给他看。
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沈括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沈括了。
沈括是新法的先锋，是王安石面前的红人，也是苏轼自己口中的祸国者。
回京之后，沈括摘出苏轼诗文中讽刺新法的句子，上告朝廷。
后来新党倒台，苏轼路过润州，沈括心中有愧，亲自接待，以延州石墨相赠。
苏轼礼貌地写了一篇《书沈存中石墨》，夸赞沈括的功绩。
无论我们如何不愿承认，很多时候，这一刻，就是友情的终点。
夏虫不可语冰，三观不同的人，连吵架都吵不明白，更何况是做朋友呢？
看到地上的金子，华歆高兴地去捡，管宁不为所动，继续除草。
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，有大官穿着礼服从门前走过，管宁还像原来一样读书，华歆却放下书出去看热闹。
管宁割断席子和华歆分开坐，说：“你不是我的朋友了。”
志同为朋，道合为友，三观契合的人，才能成为朋友。
苏轼和章惇在青年时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两个人一起游山玩水，吟诗作对。
章惇曾经拍着肚子问苏轼，自己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。
然而时移势迁，两个曾经的知己，终究因为三观不合分道扬镳。
在苏轼眼里，新党旧党都有可取之处，政见不同是君子之争，不涉私交。
章惇不然，为了权位，玩弄权术，拉帮结派，相互攻讦，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。
后来旧党倒台，章惇得势，登上宰相宝座，第一件事就是找苏轼寻仇。
一次次贬谪，从英州到惠州，再到儋州，成心要把这位老友赶尽杀绝。
如果彼此之间相互理解，三观契合，哪怕是相隔千里，也不会有那么大疏离感。
真正的距离从来都不是物理距离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三观与心性。
当三观不同，也意味着我们终将走向一条不同的路，匆匆岁月，各奔前程。
刘峻在《广绝交论》中说：“谋而后动，毫芒寡忒，是曰量交。”
一个人在和你交朋友之前，仔细考量过权势利益，这就是量交。
张璪知道苏轼深受欧阳修器重，年纪轻轻扬名京城，人脉很广，将来肯定是自己为官的一大助力。
苏轼为人耿直，官场上、生活上都不太明白，张璪对他多加照顾。
张璪返回汴京时，苏轼认认真真写了一篇《稼说》送给他，表达对这位挚友的祝福。
张璪回京之后，借着新法的东风，左右逢源，很快成为大宋最有权势的官僚。
元丰二年，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，阻碍了他的仕途，威胁到了他的官位。
他烧掉了《稼说》，并亲手设计了“乌台诗案”，一心葬送掉这位昔日好友的性命。
王安礼劝皇帝宽恕苏轼，张璪当着面把王安礼骂了个狗血淋头，生怕苏轼不死。
古人说：“以利相交，利尽则散；以势相交，势去则倾。”
那些一开始就奔着利益来交友的人，一旦利益出现冲突，很多时候就是友谊的终结。
赵君锡觉得苏轼将来一定平步青云，于是到处夸赞苏轼，很快成了苏轼的好友。
几年之后，风向有变，苏轼成了新党的眼中钉，他迅速改换门庭，为新党提供攻击苏轼的材料。
后来更是亲自上阵，攻击苏轼，以此换取自己的前程。
他们眼里只有利益，没有朋友。▽贾樟柯在《山河故人》里写道：
“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迟要早要分开的。过了这段路，你会遇见新的人，和新的生活。”
苏轼具有一种忧伤，这种忧伤是融合在其悲悯气质里的一股诗意。苏轼的忧伤很美，很有感染力，这种感染力使他的诗词如长河落日，烟雨迷离般动人心魂，又如江水翻滚，气概万千。苏轼如智者般…
在宋朝的文人中，苏轼大概是朋友圈最大，结交朋友最多的人。
从皇帝百官，到贩夫走卒，他都一视同仁，倾心待之。
五湖四海，各行各业，都有他待之为友，和待他为友的人。
很多至交好友，随着人世变迁，一点点在他的生命中隐形，终至消失。
鲁迅曾写过一篇小说《故乡》，记录自己小时候的玩伴闰土。
两个人年纪相仿，闰土管他叫“迅哥儿”，带他雪地捕鸟、海边拾贝、看跳鱼儿。
三十年后，再次重逢。鲁迅本以为可以重温旧日美好，可闰土却张口叫了一句“老爷”。
一层厚厚的障壁隔在两人之间，再也找不回当年的友谊。
曾经的“拖家带口来相见”，慢慢就变成“渐行渐远渐无书”。
两人本来是翰林院的同事，平时一起上班，谈论诗文，在青年时期有着很不错的感情。
可是后来苏轼外放地方，沈括在京城跟随王安石变法。
沈括在京城，深受王安石器重，每天想的是如何把新法落实，富国强兵。
苏轼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昔年好友，与他无话不说，无话不谈，自己讽刺新法的诗，也都拿给他看。
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沈括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沈括了。
沈括是新法的先锋，是王安石面前的红人，也是苏轼自己口中的祸国者。
回京之后，沈括摘出苏轼诗文中讽刺新法的句子，上告朝廷。
后来新党倒台，苏轼路过润州，沈括心中有愧，亲自接待，以延州石墨相赠。
苏轼礼貌地写了一篇《书沈存中石墨》，夸赞沈括的功绩。
无论我们如何不愿承认，很多时候，这一刻，就是友情的终点。
夏虫不可语冰，三观不同的人，连吵架都吵不明白，更何况是做朋友呢？
看到地上的金子，华歆高兴地去捡，管宁不为所动，继续除草。
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，有大官穿着礼服从门前走过，管宁还像原来一样读书，华歆却放下书出去看热闹。
管宁割断席子和华歆分开坐，说：“你不是我的朋友了。”
志同为朋，道合为友，三观契合的人，才能成为朋友。
苏轼和章惇在青年时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两个人一起游山玩水，吟诗作对。
章惇曾经拍着肚子问苏轼，自己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。
然而时移势迁，两个曾经的知己，终究因为三观不合分道扬镳。
在苏轼眼里，新党旧党都有可取之处，政见不同是君子之争，不涉私交。
章惇不然，为了权位，玩弄权术，拉帮结派，相互攻讦，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。
后来旧党倒台，章惇得势，登上宰相宝座，第一件事就是找苏轼寻仇。
一次次贬谪，从英州到惠州，再到儋州，成心要把这位老友赶尽杀绝。
如果彼此之间相互理解，三观契合，哪怕是相隔千里，也不会有那么大疏离感。
真正的距离从来都不是物理距离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三观与心性。
当三观不同，也意味着我们终将走向一条不同的路，匆匆岁月，各奔前程。
刘峻在《广绝交论》中说：“谋而后动，毫芒寡忒，是曰量交。”
一个人在和你交朋友之前，仔细考量过权势利益，这就是量交。
张璪知道苏轼深受欧阳修器重，年纪轻轻扬名京城，人脉很广，将来肯定是自己为官的一大助力。
苏轼为人耿直，官场上、生活上都不太明白，张璪对他多加照顾。
张璪返回汴京时，苏轼认认真真写了一篇《稼说》送给他，表达对这位挚友的祝福。
张璪回京之后，借着新法的东风，左右逢源，很快成为大宋最有权势的官僚。
元丰二年，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，阻碍了他的仕途，威胁到了他的官位。
他烧掉了《稼说》，并亲手设计了“乌台诗案”，一心葬送掉这位昔日好友的性命。
王安礼劝皇帝宽恕苏轼，张璪当着面把王安礼骂了个狗血淋头，生怕苏轼不死。
古人说：“以利相交，利尽则散；以势相交，势去则倾。”
那些一开始就奔着利益来交友的人，一旦利益出现冲突，很多时候就是友谊的终结。
赵君锡觉得苏轼将来一定平步青云，于是到处夸赞苏轼，很快成了苏轼的好友。
几年之后，风向有变，苏轼成了新党的眼中钉，他迅速改换门庭，为新党提供攻击苏轼的材料。
后来更是亲自上阵，攻击苏轼，以此换取自己的前程。
他们眼里只有利益，没有朋友。▽贾樟柯在《山河故人》里写道：
“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迟要早要分开的。过了这段路，你会遇见新的人，和新的生活。”
苏轼具有一种忧伤，这种忧伤是融合在其悲悯气质里的一股诗意。苏轼的忧伤很美，很有感染力，这种感染力使他的诗词如长河落日，烟雨迷离般动人心魂，又如江水翻滚，气概万千。苏轼如智者般…